参考文献： 强世功，2009，《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载《开放时代》第1期。
[9]这种调整尽管服务了防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居民可负担住宅的可得性上来看，却产生了较2005年更为严峻的民生问题。因此，国家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保障责任的边界。
进入专题： 住房保障义务 。正是因为这些基本需要是维护人的尊严不可或缺的，所以它们为最低核心义务提供了价值基础。（第2条）即国家对于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必须提供基本生活物质帮助，是一项羁束性的法律义务。例如上海市经济适用房试点中出现购房者难以申请到银行贷款的难题，新推出的准入资格提高申请者收入标准，将人均月可支配收入限额由试点的2300元放宽至2900元，人均财产限额由7万元放宽至9万元，有经济学者陈杰就指出，根据经适房保障低收入人群住房的想法，这些家庭不应算是受保障对象，与原始目标有所偏离，其公平性值得商榷。[16] 例如《青岛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定》第40条规定了分类救助的项目，其中第5项就是对符合《青岛市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保障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低保家庭，通过发放租金补贴、提供配租廉租住房和减免现住公房租金等方式，实施基本住房保障。
参见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34页。但是因为住宅政策要应对复杂经济形势，所以国家的居住保障义务就可以不受法的拘束？如何处理好这种经济政策和人权保障义务之间的平衡和共赢？为了实现公民的居住保障，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作出一定的行为，在我国的制度上对国家必须履行何种保障义务有没有约束性的机制？ 三、保障基本住房需要的义务及其羁束性 （一）基本生活及其保障 要求国家承担全面的保障义务是不现实的，那样只会重新回到低效率的计划分配时代中去。因此，中国的成文宪法必须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将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授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广泛的政治权力和最高的政治权威。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处理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宪政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宪法惯例的形成 如果全国人大和中国共产党分担主权的话，强世功教授认为这两个权力的相互结合需要通过国家主席这个特殊的领导制度来实现。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都是革命的产物，但是两国的开国政权是在不同的政治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这个现象可以从那些非洲后解放时代的强人政权与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第三国际政体中看到（Booth,2006）。强世功在他的文章中将中国宪法学术界分类为三个主要流派：提倡符合美式成文宪法规范的修宪派，注重司法审查与宪法规范相结合的司法化派，以及主张宪法学研究应以注释宪法规范为目标的注释派。
参考文献： 强世功，2009，《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载《开放时代》第1期。为了避免内部政治斗争，原先的三位一体领导制度又重新在江泽民的任期中恢复。强世功教授从两个积极性学说出发，提供了四个宪法观点。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
虽然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国家政治权力最高层需要通过三位一体制度保持稳定，然而权力过度集中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影响稳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互动成分可能是由三个代表所带来的一种结果，通过让更广泛的民众加入共产党而推进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特征，从而巩固党的宪政合法性（Backer,2006）。中文版为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而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工作又需要通过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来更好地实现（Jiang,2010：33）。
我认为强世功正确地指出了冷战的重要产物——僵化的宪法文本主义与形式主义。此外，强世功反驳了蔡定剑与张千帆所提出的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的观点（Jiang,2010：16），在这一点上我与他的看法是一致的（Backer,2006）。
强世功认为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领导体制雏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已形成——党、军、政权三权都曾集中于毛泽东一身。在中国宪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上，我也同样与强世功教授意见一致。
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另外一类宪法是类似于英国宪政模式的不成文宪法，即国家宪法秩序来自于多种来源，而并非以一个整体的书面文件形式存在。强世功建议用历史和实证的方法去重新考虑中国的宪政，用超越形式主义与文本主义的眼光去寻找真正的中国宪法。至少从正规的形式上来讲，强教授把中国放在成文宪法的阵营中。另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不是由美国成文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但是自1803年判决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以来，约翰·马歇尔最先阐述的司法审查原则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宪政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译者：王可任 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进入 白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不成文宪法 宪政秩序 。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宪政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并不是成文或不成文宪法，而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对于强世功教授而言，中国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之间的有效互动会逐渐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成一个立宪政党，并将规范性的党章整合进成文宪法的原则内（Jiang,2010：25）。
第一，处理中央地方关系是一项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即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
美国宪法可以视为成文宪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书面上来讲，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务委员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中国宪法文本表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大实际运作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四，即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中国宪政框架下有普遍的适用性。一类宪法为成文宪法，即宪章内容全部被编入一个单一的书面文件内。摘要: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权组织方式与西方所认同的模式有着相当大的出入，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缺乏一套合格的宪政体系。美国内战后的重建修正案（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虽然是成文的，但是这些重建修正案的实际实施却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完成。
随着时代变迁，这个体制也在不断地根据实践自我完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群众路线的宪法原则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构建一个为人民的政府（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而这个以人民为本的政府需要通过颁布成文宪法来完成。
强世功认为，任何现代宪政体制都含有成文的规范性与不成文的习惯性因素（Jiang， 2010：18-20）。强世功在他的文章中从这个方向作出了讨论，并指出中共的党章中所提供的政治一体化和行政的依从：这表明人民主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行使。
从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入手，他勾画了一个将中国成文宪法包含在内的中国特色不成文宪法。由此而言，基本法可以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一部分，其运行方式跟随了英国曾经对西藏使用的间接统治模式（Jiang,2010：37-40）。
强世功教授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国家宪法这一文件并不代表着中国宪政秩序的全部。如果中国特色宪政可以得到适当的应用，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制度拒于普遍认同的宪法合法性之门外。 三、两个积极性：宪政学说 强世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宪政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Jiang,2010：35-36）。第三，强世功提出用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商量办事方式去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歧。
一国两制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适用于香港，因此，中国宪法对于香港的适用性也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的宪法可以理解为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框架之下建立的行政管理体制（Backer,2012b）。
早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多年之前，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的政府就已经存在了。强世功批评这两个阶段都受到了特殊意识形态的限制——前者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后者则被美国化思想蒙蔽（Jiang,2010：41）。
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本身不能脱离群众或封闭化。这篇文章以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作为出发点，进一步对中国的宪政体系发展进行深层次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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